隨后，央行發布公告稱，為穩定外匯市場預期，加強宏觀審慎管理，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22年9月28日起，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上調至20%。離岸人民幣兌美元短線拉升逾200個基點，由跌轉漲。截至10:25，美元兌在岸人民幣報7.1556，美元兌離岸人民幣報7.1568。
時隔2年，央行調整風險準備金率釋放了什么信號?調整后將如何影響人民幣匯率?
為何要調整?
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被市場視為外匯市場“自動穩定器”工具。一般來說，調整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與人民幣升貶值預期密切相關。
遠期售匯業務是銀行對企業提供的一種匯率避險衍生產品，企業通過遠期購匯能在一定程度上規避未來匯率風險。
對于此次調整，市場普遍認為，上調遠期售匯業務的準備金率，意味著要求金融機構按其遠期售匯簽約額的20%交存外匯風險準備金，相當于讓銀行為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虧損計提風險準備，通過價格傳導抑制企業遠期售匯行為，屬于逆周期宏觀審慎政策工具。
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認為，這將提高銀行遠期售匯成本，降低企業遠期購匯需求，進而減少即期市場購匯需求，有助于外匯市場供需平衡。
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周茂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，此次央行上調外匯風險準備金率，主要是通過市場化手段，增加了企業遠期購匯成本，通過影響金融機構和企業的行為，促進外匯市場供需平衡，避免企業過度“順周期行為”、“羊群效應”，導致外匯市場非理性波動影響資源有效配置，拖累我國外貿和經濟復蘇。
經歷5次調整
“8·11”匯改后，央行將銀行遠期售匯業務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，對開展代客遠期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收取外匯風險準備金。至今，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共經歷過5次調整：
1、為了應對較強的人民幣貶值壓力，2015年8月31日，該工具調整至20%;
2、2017年9月8日，人民幣貶值壓力消除，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調至0%;
3、2018年8月6日，人民幣貶值預期升溫，外匯市場出現了一些順周期波動的跡象，央行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%。
4、2020年10月12日起，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%下調為0。
此次調整是第5次調整。周茂華表示，央行上調外匯風險準備金率，提醒近期人民幣外匯市場存在異常波動傾向，釋放人民幣匯率“穩”的信號。結合以往經驗看，央行穩定匯率的工具箱仍豐富。
9月5日，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上，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：“人民幣長期的趨勢應該是明確的，未來世界對人民幣的認可度會不斷增強。短期內雙向波動是一種常態，不會出現“單邊市”，但是匯率的點位是測不準的，大家不要去賭某個點。合理均衡、基本穩定是我們喜聞樂見的，我們也有實力支撐，我覺得不會出事，也不允許出事。”
未來人民幣匯率如何走?
近一段時間，美聯儲為抑制高通脹而加速收緊貨幣政策，隨著美元指數不斷走強，包括人民幣在內的非美元貨幣大多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貶值。但與英鎊、歐元、日元等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相比，人民幣貶值幅度相對較小，而且人民幣匯率指數總體穩定。
數據顯示，1~8月，歐元貶值了12%，英鎊貶值了14%，日元貶值了17%，人民幣貶值8%。“人民幣貶值相對較小，而且在SDR籃子里，應該說人民幣除了對美元貶值以外，對非美元貨幣都是升值的，而不是說對SDR籃子其他貨幣也是貶值的。在SDR貨幣籃子里，一個基本情況是美元升值了，人民幣也升值了，但美元的升值幅度比人民幣的升值幅度要大一些。所以，人民幣并沒有出現全面的貶值。“劉國強說。
市場分析認為，在美聯儲強勢加息和加速緊縮、歐洲能源危機加劇的背景下，人民幣以更具彈性的波動方式應對來自強美元的壓力，短期看，人民幣匯率階段性承壓，但不具備趨勢性大幅貶值的條件。
最新公布的8月份銀行結售匯數據看，衡量結匯意愿的結匯率為71%，較今年以來月均值提升3個百分點，衡量售匯意愿的售匯率為67%，與今年以來月均值基本持平。
溫彬認為，上述數據，一方面反映出在當前人民幣匯率點位下，市場主體結匯意愿較強，將成為人民幣匯率的重要市場支撐力量;同時也反映市場主體呈現“逢高結匯、逢低購匯”的交易模式，外匯市場交易秩序總體良好。
溫彬強調，從我國經濟基本面看，預計三季度GDP增速較二季度有明顯回升，通脹水平溫和可控，國際收支狀況良好，特別是經常項目和直接投資等國際收支基礎性項目保持較高順差，為人民幣匯率穩定和外匯市場平穩運行奠定了基礎，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。
周茂華表示，從國內基本面、國際收支、人民幣匯率彈性、人民幣資產長期配置價值等方面看，人民幣不具備趨勢貶值基礎。盡管海外宏觀環境變化、市場波動劇烈，但人民幣將繼續運行在合理區間，雙向波動常態化。同時，隨著人民幣對風險因素逐步消化，國內經濟穩步恢復，國際收支基本平衡，人民幣走勢前景偏樂觀。
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常冉認為，在調節人民幣過度升貶值的問題上，貨幣當局具備較充裕的管理工具，包括但不限于啟動匯率中間價逆周期因子、調整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、調整外匯風險準備金率、發行離岸央票、調節企業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等。
